还有一点是徐明珍、温博等寿州将吏所忽视的，那就是叙州的武官培养体系。
他们以为寿州三千常备兵力，基层武官数量顶多保持在三到五百人的样子。
即便扩编时，大批老卒能提拔上来，但这些老卒要适应指挥十数人规模的小队进行作战，还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学习、适应过程。
即便金鼓战旗等作战讯号的学习，对不识几个字的大老粗们而言，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痛苦的事。
事实上，叙州除了七县五十余乡形成以左司子弟为基础的胥吏团体外，三千常备将卒接受过一年期以上的识字及基础作战指挥培养的，便超过一半。
金陵事变后，林海峥、赵无忌、周处、冯宣等人一度离开叙州兵指挥体系，到各县执掌县政。
韩谦如此安排，除了是方便腾出位置，使赵启、何柳锋、肖大虎、窦荣、魏续、郭却、奚发儿、林宗靖等人担任营指挥一级的将职，同时也是方便林海峥、冯宣、赵无忌等人在统兵作战之外，去适应处置更复杂的军政事务。
韩谦同时将三千州兵，以哨队为规模，轮流拆散到诸乡参与驻防、工造、屯垦、开垦河渠、缉盗捕寇等事，除了更充分利用三千州兵的人力外，也使得队率一级的基层武官得到充分的实践培养——队率一级的武官与乡巡检使及乡佐吏之间的调动也是频频发生。
韩谦胁裹左司斥候、子弟、工师进入叙州时，就已经着手利用有限的资源，成体系的培养各类人才。
徐明珍、温博为首的寿州将吏不能深刻认识这一点，对短短一个月就急剧扩编到两万四五千人的棠邑兵的战斗力，怎么可能有精准的判断，继而又怎么可能准确判断韩谦的作战意图？
甚至接到棠邑兵乘战船向进入裕溪河，进攻东溪关的消息时，绝大多数的寿州将吏，还是认定韩谦是急于争夺对巢湖通江水道的控制权，确保楚国东西两地的联络不会受到削弱。
这时候滁州、巢州的守军反应还是缓慢。
大家都清楚裕溪河积淤严重。
即便东关寨一时失守，叙州水营的战船想进出巢湖也极困难。
绝大多数的寿州将吏认为他们掌握着巢湖东西两岸大多数的战略要地，不要说他们认为东关寨能坚持多日，而即便东关寨一时失守，他们也很容易从左右包抄夺回来。
温博当时意识到一些问题，但他个人很难说服心存懈怠或者说想着更稳妥增援历阳及东关寨的其他将吏。
待到历阳守军主力被调虎离山、引诱出城，待到周处率兵马进围历阳城，待到林海峥、赵启、苏烈率部进入预定的拦截区域，徐明珍、赵明廷、文瑞临等人彻底明白韩谦的作战意图。
这时候，他们从巢州城、滁州城派出的援兵，一是总数仅有四千人，另一个这点援兵，在棠邑兵小股侦骑的扰袭下行动迟缓，都还处在发源于浮槎山的滁河、柘皋河以北。
在温博的建议下，徐明珍当即传令从巢州城、滁州城增援历阳的两路援兵以及被引出历阳城，到濡须山南麓的历阳守军就地结营防御，避免仓促与棠邑兵野战。
历阳守将乃是温博的部将，历阳县又临时划入滁州战区，他不仅接到的军令是徐明珍、温博共同签发，其部同时已经在濡须山南麓，与肖大虎所部对战了一天，没有讨到半点便宜。
历阳守将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
看到周处率部往历阳城下直插而来，他没有奢望能在短时间内击溃濡须山南之敌，也没有奢望在没有解决山南之敌的情况下，能及时撤入历阳城，历阳守将选择率部退入濡须山东南麓的一座浅谷，结阵待援。
而事实上，只要他所部能坚守在濡须山南麓，不被歼灭掉，便能将更多的棠邑兵牵制在历阳境内进退不得，无法腾出手来进入其他战场进行增援作战。
除开历阳守将第一时间遵令行事，应对无错外，从巢州城、滁州城领兵增援历阳的将领，即便接到徐明珍的军令，却还是自恃所部乃是精锐骑兵，试图趁着棠邑兵在浮槎山东西两翼立足未稳，杀棠邑兵一个措手不及。
温博亲自赶到浮槎山西麓坐镇，主要是因为从巢州城南下的第二波援军四千兵马，是他留在巢州城暂时还没有来得及调入滁州的部属。
不过，他与第二波援军进入浮槎山西南麓的战场，第一波从巢州城南下的两千援兵，已经在棠邑兵仓促建立的简陋防线上，撞得头破血流。
损失八百余精锐，不要说冲散棠邑兵在柘皋河上游建立的阵地了，甚至都没能交换到棠邑兵多少伤亡。
从浮槎山以南，从东麓绕到西麓，没有直接的河道相通。
滁河源出浮槎山东南麓，就往东流淌，而与巢湖相通的柘皋河，又是从西南麓直接往西流淌，滁河与柘皋河之间没有溪水相通。
而即便浮槎山东南的滁河上游水道，也已经变得又浅又窄，要不是冰天雪地的，骑兵都可以直接淌水过河。
大规模的物资一两天之间很难运到浮槎山以西。
林海峥主要也是依赖早就准备好的两千多骡马，第一时间从武寿河西岸拖拽战车、战械，进入预设的拦截阵地。
即便在敌主力援兵赶来之前，林海峥能多一天时间内的准备，防线也谈不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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