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时候除了留一部兵马，在上梁峡西口口封堵梁州军反击外，其他兵卒都需要重新取回军马才能快速西撤，内中的散乱、无序也可见一斑。
卢泽率部杀出，敌军虽然也提前警觉，在侧翼组织了两百多刀盾兵拦截，但面对近距离能射穿木盾的强弩、挥舞的战戟长刀，两百多马盾兵没有抵挡住半盏茶的工夫，就被杀得大溃。
敌军就惊慌起来，小股骁勇敢战的兵卒没有办法拦截住卢泽他们，卢泽专门盯住敌军主将袁寿的将旗，在敌阵纵深处横冲直撞。
李知诰这时候也率前锋主力越过战壕杀出。
敌将袁寿没能支撑多久，看形势无望挽回，在扈骑的簇拥仓皇逃走，剩下的蜀兵就彻底崩溃，要么跪地投降，要么被弓|弩矛戟无情的射杀、斩杀。
待到黄昏之时，李知诰将兵马收回到上梁峡之中，他们已经斩杀上千蜀兵、俘掳九百多名蜀兵，梁州军与洛阳骑兵两天伤亡加起来还不到五百人。
要不是后军主力走犀牛道缓慢，大宗辎重物资还要更滞后一些，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军马，他们趁敌兵大溃顺势杀往天水，夺下秦州大部，将王孝先所部彻底封锁在陇山以东，也不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虽然从沔阳、略阳过来，也就三百里路途，但犀牛驿太狭险，将卒困顿不堪，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整，累积近六百人伤亡，暂时也没有持续追杀溃敌并攻城夺寨的战斗力。
将兵马收拢回上梁峡后，李知诰暂时也没有急于对上梁峡与牛尾峡之间、犀牛江以北的诸羌部族及上禄、同和两城用兵，而是与冯翊正式以大梁陇右宣慰使、都监军使的名义，派出亲骑赶往诸羌部族的城寨及上禄、同和两城，勒令侯氏等诸羌部族投附大梁。
当然，除了既往不咎外，收附侯氏等诸羌部族的条件也相当宽厚，除了耕地需要将人丁摊入其中进行统一纳粮征税外，仅要求诸羌部族骑兵，接受陇右宣慰使府的节制，甚至可以免除其他的赋税。
还有就一点，就是陇右宣慰使府将在各汉寨、番寨直接设置贸易点，成州诸县辖民，特别是汉民，不拘身份都可以与贸易点直接交易商货，诸羌部族不得横加干涉。
虽说前朝成州为吐蕃占领一百多年，归降吐蕃的诸羌部族势力在成州得到壮大，但包括成州、武州、秦州等地的陇西南地区，自秦汉以来因为临近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而接受中原王朝统治，无数汉军民众迁入栖息繁衍。
就人口比例而言，此时上梁峡以西的上禄谷地之内，汉民占到总人口的七成以上，并且经营出较为完善的农耕基础。
吐蕃占领期间，汉民地位低下，遭受到奴役，前朝昭宗时期关中兵马收复陇西南地区，主要也是用诸羌部族统领这些地区，汉民依旧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即便诸羌部族没有兼并田地的传统，但诸羌部族除了强制要求汉民纳粮、维持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外，还完全垄断地方上的商贸。
目前西征军接管地方政权，但直接的田税丁赋，并不能解除西征军的粮食补给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打破诸羌部族对地方上的商贸垄断。
虽然降服诸羌部族，短时间内就集结出一支颇具规矩的骑兵部队，然而以羌骑为主的骑兵部队规模越大，也难受控制。
而仅仅依赖于狭仄的犀牛驿，所输送过来的物资补给有限，运输成本也是极高，而不能从后勤补给加以控制，很难想象集结起来的羌族骑兵，有整编为大梁嫡系精锐的可能。
韩谦虽然对李知诰不加以太大的限制，甚至进军陇右之后，也决定地方上的官员任命也都由李知诰负责举荐，但在要求李知诰要尽可能解决陇右汉民遭受压制、奴役的问题之时，特别强调通过犀牛驿与陇右地区的商贸，必须要使陇右汉民能够直接参与进来。
这些年，韩谦推行新制的根本原则，在生产力发展空间有限的情况，主要是千方百计的挤压中间食利阶层通过种种手段占有社会生产利益的空间。
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使底层平民缓一口气，中枢岁入也能得到保障；实际上将中间食利阶层占有的利益，尽可能往两头分配。
民得裹腹之粮、蔽体之衣则安，而军国之事，亦无非钱粮也。
任谁再有天纵之资、神鬼算谋，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都不可能力挽狂澜的解除真正的大危机；而解决掉这一根本问题，不要说韩谦了，以沈漾、黄化等人的能力，也能将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韩谦在大梁境内，打破地方势力对粮食贸易的垄断，推行粮谷等关键物资的统销统购政策，目前已经成功的将粮价抑制在每石六百钱。
这不仅解决掉大梁内部的粮食供应均衡问题，解决掉底层贫民的饥荒问题，还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韩谦即便决定将传统田税所征得的粮食实物税留给州县自用，但中枢只需要动用不到江淮地区三分之一的钱款，就能从地方收购到足够的军粮支撑战事的消耗。
江淮粮价一直居高不少，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族乡阀主要通过兼并土地，占有地方上绝大多数的富余粮谷的方式，继而近乎完全的垄断了地方上的粮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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