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短期内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洋的身价还会愈走愈高。
“铸币税”真是一样美妙的东西。
杨坊的上海关，月入关银已经过了百万，且还在不断增长中，而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五十万；来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关银，笃定超过一千五百万两。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有清一代，之前国家岁入的最高峰出现在乾隆朝，大约四千五百万两。则单是上海关一处的收入，便等同于整个国赋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关年过千万是意料中事，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江苏、上海的长毛平得最早，因此恢复得也就最快。中国社会经济特有的“大乱之后强力反弹”的“功能”，在苏、沪一带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原时空上海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位置和发展走向，本时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对内、对外，都成为一块巨大的“吸金磁铁”，资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个，关卓凡的推动，大大加速了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敏感的，“工业园”、“自贸区”虽然还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兴土木是瞒不了人的。这两块地意味这什么，先觉者无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许多人提前入沪，“预留地步”。
轩军美国查塔努加大捷传回国内，上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中的“投资曲线”倏然拔高。之后，随着亚特兰大大捷、萨凡纳大捷，这条曲线一次又一次“高潮”。南逆“无条件投降”后，进入上海的资金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江苏的情况仿佛，只是程度略逊上海罢了。
用原时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上海已经成为了“最佳投资目的地”。
“苏洋”的发行，金融环境的改善，也加速了这个进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专员的设立，亦与之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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