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取缔牙行。
牙行就是中间商，堪称无本万利。
在明代商业社会，领取官府牙帖的牙人在地方上有很强的垄断性。他们能依仗的，就是张盖着户部大印的牙帖，靠得就是这张虎皮吃了卖家吃买家。
行商千辛万苦将货物运到当地，并不能自由发卖和采购。一买一卖，中间都要受制于牙行。
牙行主人仗着有官府牙帖，一进一出坐收厚利不算，而且对销货的事情并不热心，往往闹得行商的货物一年二年的都销不完。
若货物是一坨铁疙瘩还罢了，若是吃的呢，多放段时间可就完蛋了。
因为有仓库租金，反正牙行不卖货仍然有收入。
从牙人手里结款更是难上加难。
这是个很大的商业弊端。
历朝历代为什么要设立牙行牙人这种看来收益很小，又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
实际上是朝廷无力管理复杂的商业行为，无法从中获得利益，只好通过将利益出让给个人来获取少量的收入。
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种官府的包税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的食盐专卖体制，就其本意来说如出一辙：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取财源，简化管理。
至于它所导致的结果，国家应有的巨大财源在变相包税制下反而年年减少，甚至亏损。
总说大明的税轻，其实商人的负担并不轻。钱都去了哪？大多花费是消耗在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上了。
革命军抽的税明面上看着是重很多，实际上就是把某些“潜规则”明规化，做到征税有法可依，减少那种灰色领域。
而且他们若用农工商钱庄发行的纸钞交税，也免去了火耗陋规。
“火耗”制度起于明万历年间。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会有一些损耗，因此在征税时就会提前多征一部分。
各地加征额度没有定规，加正税的百分之十已经足够多了，可有些黑心官会弄到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多出来的自然被层层贪污了。
用一个笑话打比方——
巡抚去京城开会，会议上三令五申强调：除了朝廷规定的款项，各省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巡抚回省给一众知府们传达朝廷精神：除了朝廷和省里的款项，各府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知府再给所有知县传达朝廷和省里的精神：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款项，各县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知县再回去传达给乡镇：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县里的款项，各乡镇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乡镇又回去给里长传达：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县里的、乡里的款项，各里坊不许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里长继续传达给村长……
“火耗”一项每年就有四五百万两银子，九成进了私人腰包。
银子融化有损失，粮食运输也有损失，都要有额外加派。
比如征收这些大米你得挑到县库吧，挑不来怎么办呢？里甲派人征收，派人就要额外的费用，帮你运输又要费用。县太爷还得往府里送，府里送省里……这一层层送上去，要运费，要人力，仓储要有损耗，相关费用统统加派到纳税人头上。
再比如“淋尖”、“踢斛”。
加派的办法有很多种，用大斛征收，小斛发放那是作奸犯科，不是加派。
征粮的时候，正常情况粮食倒进斛斗和口沿平齐就够了。可是实际上不行。你得继续往斛里倒粮食，直到上面堆成尖尖才算，这叫“淋尖”。
“淋尖”的前后还有“踢斛”。
粮食松散，倒进斛里还要踢几下让它紧实些。“淋尖”之后再来几脚，撒出来的部分不算，你要继续再倒满堆成尖尖才算正式征收的。
“踢斛”要高手操作，把斛踢倒了不算，踢轻了撒出来的粮食少没油水，所以角度力度都要掌握的刚刚好。高手们真是屈才了，应该加入国足。
（“石”即是重量单位，也算容积单位，一石等于两斛。一石粮应该是用容积工具称出来的重量。弄不懂为啥不直接称重，是因为自古麻袋少，不好装，所以后来就懒得改了？）
而且送交钱粮时还会被经办人员挑毛病，借故吃拿卡要，还要再盘剥一层。
用纸钞交税就可以完全避免那些弊端。革命军也省事，省了费精力鉴定银子、铜钱成色等等。双赢。
至于纸钞信用，当前用的是粮食这种硬通货做背书。粮店保证随时有现货。
若想只靠革命军武力做担保，根本行不通。就算人家勉强捏鼻子认了，背后指不定骂成什么样了。失民心，不能那样干。
所以综合来看，革命军的税反倒轻很多。而且还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如果土着们将来把税法研究通透了，还能学会合理避税，那就更爽了。
再者革命军大宗货物采购一律分期给现钱，完整账期不会超过三个月。并且尽力推广这种方式。
实在不愿意接受纸钞的给现银——这种商人以外地的居多，他们还不大信任纸钞。
现金流对商户太重要了，再加上取缔了牙行，外货进来至少能便宜两成以上。
商人，不管是坐商行商还是开工坊的，对一个正常社会来说绝对不可或缺。
那为啥历代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
所谓重农抑商，放到后世相当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打击金融投机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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