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抿警卫队拥有双重任务。
一是军机处层面的任务，如派遣他们到外地参加作战、维护秩序行动，由所在战区的战斗指挥官指挥；
二是各地方的任务，巡抚、知府、知县可在地方进入紧急状态时，通过当地武装部启用国民警卫队。如面临洪涝、大火、地震等自然灾害，或是内部出现骚乱等情况。
原时间线，李自成地盘扩大后，往各地派了不少官员。随着作战部队离开，那些新上任的地方官被反冻地主们杀害了不少。这次要给他们配置警卫队。
国民景卫队由几部分组成——
其中，内卫军负责重要场所的保卫、重要来访人员的警卫任务；机动军负责占领区的抢险救灾、反暴维序等严峻任务……省略点。
讲武堂，也即军校的常务副校长改由韩霖兼任，赵胜转为学术副校长。另外，政工人员的培养也转入讲武堂。
李自成花了一天时间把这些部门设置好，又详细写下相关职责。
人员问题迫在眉睫，然而可用之人实在太少。只能先糊弄着把架子搭起来。
那帮人暂时也都当个副职，大统领是唯一的头子。
马马虎虎解决完大顺军的架构，朝廷和地方衙门的设置就更难办了。
在李自成的设想中，皇帝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貌似不用多说……
可这就牵扯到定体问了，需要好好想清楚，要为万年大计打好坚实的基础。这么改总行了。反正也没读者。
纵观历史，两千多年以来，某东方大国究竟有没有制渡呢？大佬，这讨论的是历史问题啊，说一下秦朝汉朝能有啥问题？要还是不放过，那我认输。
当然是有的，而且比西边更成熟更完善。
首先要清楚，所谓制度就是大家有共同遵守的条文。
说白了，无非就是权丽的分配和约束，缺一就不应称之为治度。
正如钱老先生所说，咱这边历史上的那啥一直是缺乏对君王约束的，有也不过是道德上稍作限制。这样看来，岂非也只是另一种人制？
好制度能够自行更新，不断发展，然而历朝历代却是君权侵蚀相权，一直往错误的皇帝急权方向走。
而且，王朝的覆灭，如果简单的将其原因归结为年日久远，制度必然腐化，似乎有失偏颇。
常言说的好，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国人往往就是太聪明把制度也“弄活”了，正是如此，我们才需要“死的”制度。
一切事务均有章可循，虽然蠢，虽然效率低些，却是最基本的“法治”精神。
如果真的一切事务均有章可循，又何须各种“解读”？
事情怎么就不能简单说清楚呢？搞的事情办好了是上面方向定得好，办错了是下属领悟不到位，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
总之，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很难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有利而无弊，也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要讲一个朝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个朝代的人事。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而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系统。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肯定是有种种必要才出现的。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
最后，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来回顾一下历史——
从汉代说起。
皇位世袭，是天朝已往条件下一种自然形成的方式。
皇帝是国家的首脑，象征此国家之大一统；宰相算是朝廷的领袖，负一切实际管理责任。
首先看汉代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时间一久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朝廷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后人批评光武有事无政，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
结果就是，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正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国家也就开始滑坡。
最后汉代察举也有些问题。
一则其权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如何分发，则悉听朝廷命令。选举权完全操之在上。
二则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三则造成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流毒。
再看唐代——
唐太宗起，朝廷的最高行正部门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前，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
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的各衙门所承认。
武则天以后的唐中宗李显，却不经两省同意而径直封拜官职。
但李显究竟要点脸面，不敢公然和制度做强硬对抗。所以他放诏敕的封带，不敢用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他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
由此看，一国之事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天朝人绝无法制观念。
只不过从唐中宗的行为来看，制度嘛，有时往往并不被严格遵守，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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