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依靠土地积累所获得的资本总量，要远比从国外引入资金大得多，有研究机构测算其总量超过２０万亿元人民币。
已有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已经超过财政预算的３５％以上。
尽管这种积累方式对许多补偿不足的失地农民来说是不平等的，其所带来的后续社会矛盾也非常棘手，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倚赖这个极其巨大的土地资本积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得以如此迅猛地发展，ＧＤＰ才能得以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水平。而这种土地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就是建国以来坚持一贯的土地国有化制度——这实际上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最坚硬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就推倒这个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造，把土地所有权完全放到私人手中。这样做市场自由化程度肯定很高，市场竞争会更加充分，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成本就会十分高昂，获得今天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成果也一定会花费更为长久的时间。
——国家管理资源、能源产业与经济稳定。一个国家的资源、能源产业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经济部门，其发展和供求状况既对下游产业的微观运行发生重要作用，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经济部门由国家完全垄断，进行统一国有化经营。
市场改革后，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产业进入完全竞争领域，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造，由国内外私人资本承担投资、开发主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都作了这种选择）；另一个是不改变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府管理，但对原有国有化经营体制进行制度改造。我们选择了后者。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有合理性的。
改革后的产业能力和企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企业集团进入了世界百强。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统筹管理下，发挥着国民经济宏观稳定的战略职能，在保持稳定增长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为下游企业提供了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产品，实际上是国家对全部工业化成本的补贴（这个重要成本因素不能忽视）。此外，在国内民营资本还无力大规模地进入发展阶段，由国家资本优势控股还可以避免国外大公司、大资本的战略控制。
——政府的强大经济组织力量。我国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先天不足，一个是制度性问题，一个是公共产品问题。从制度性问题看，我国没有重商主义传统和比较发达的近代工商业社会基础，计划体制又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地进行，而是执政党自觉改变观念，由政府推动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种政府组织行为包括提出改革方针、让出市场活动领域、缩减计划定价比例、改造国有企业、提供市场机制运行制度平台、管理市场秩序，等等。可以说，在我国，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由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扶植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市场化改革一开始就高举私有化旗帜，完全依靠私人主体自发进行，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从公共产品问题看，我国幅员辽阔，市场经济全面启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非常突出。大型港口谁来建造？现代交通网络谁来筹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谁来投入？大江大河谁来治理？国土规划谁来主持？环境污染谁来整治？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当然，按照科斯原理，这些公共产品也可以在厘清产权的条件下由私人提供。但几乎毋庸争议的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其交易成本一定会大得多，至少社会基础设施水平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改革开放３０年，政府运用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为市场发展提供了规模宏大、配套完备的公共产品，为我国经济的持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把我们的企业全部变成私人控股的，那么，用不到几年，我们拿什么来推动这种公共产品的建设？这个弊端，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已经显现出来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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