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收回中东路，确实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那就是苏俄刚成立时的1919年。
列宁为了取得中国的认可和支持，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期在中国攫取的所有权益。到1920年，苏联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的各项原则，并提出和中国共管中东路的意向。
然而当时的苏联属于洪水猛兽，北洋政府害怕和苏联建交后，会得罪英法美等列强，对苏联释放的两次“好意”不予理会。
那个时候张作霖的实力也不够，对外忙着跟段祺瑞中央玩阴谋诡计，对内忙着收拢东三省大权。他要是能腾出手的话，直接武力收复中东路即可，多半还会得到列宁的赞赏。因为当时驻守中东路的俄军和职员，都是沙俄残余，在苏联政府眼中属于“白匪”。
仅仅在“第二次对华宣言”的一年后，苏联大致平定国内混乱，第三次派人来华。这时北洋政府又怂了，迫于压力只能跟苏联建交，可列宁当初许下的承诺却翻脸不认账了。
白白浪费了大好良机！
苏联在中东路的控制权，除了铁路外，还有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
年初的时候，张学良下令收回中东路电话权，苏联其实是默认的，只是要求偿还数百万的电话安装费。
甚至在两个月前，常凯申为了对付冯玉祥，害怕张学良和冯玉祥联手，故意密电张学良，称：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意图把东北彻底赤化。
如此低级的挑拨离间之计，张学良居然信了，或者说不敢不信，因为苏联在东北确实有各种小动作。
张学良顺势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把总领事都抓走，一共抓捕苏联各类官员、职员39人。
苏联其实不想跟东北军打仗，因为其国内正在实施一五计划，缺钱缺粮打不起。面对张学良如此挑衅，苏联承诺，只要张学良释放被捕人员，苏方愿意交还中东铁路局的部分权限。
换做张作霖，早特么乐颠颠答应了！
或许正是苏联释放出的善意，被张学良认为是软弱表现，更加坚信苏联外强中干。他不愿一步步收回中东路，而是打算一劳永逸，只要这事做成，不仅能够立威固权，还能缓解东北财政危机，更能交好南京政府和欧美列强。
北戴河，张学良借住在朱家别墅。
7月10号那天，中东路事件就爆发了，东北军强行收回中东路的各种企业。
此时已经是7月19号，双方冲突虽然持续一周有余，但并未真正发生交火。苏联只是派军队拆毁关键路桥设施，阻止东北军的进攻速度，为苏联调派援军争取时间。
张学良正在花园里乘凉，副官朱光沐拿着电报纸匆匆而来：“司令，沈阳急电，让你速速返回！”
“什么事？”张学良问。
朱光沐表情严肃地说：“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宣布与中国断交了！”
张学良蹭的站起来：“弄得竟如此严重？”
好嘛，张学良还抱着侥幸心理呢，以为苏联真的外强中干不敢打仗。
张学良接过电报一看，厉声怒骂道：“常凯申王八蛋！”
电报上说，苏联早在两天前，就已经宣布与中国断交了，而这个消息他们是通过在东京的情报人员得知……
简直笑死人。
如此大事，南京政府居然不通知张学良，还需要从日本人那里获知消息。
常凯申这手玩得够阴险，铁了心要让张学良跟苏联死磕，他才好抽出空来收拾冯玉祥和阎锡山。
张学良在心里把常凯申诅咒了一万遍，强忍着怒火说：“准备回沈阳！”
就在此时，副官胡若愚来禀报：“司令，周先生派人来送信了。”
“让他过来。”张学良道。
孙永浩被副官领到花园，递上一个厚厚的信封说：“张司令，先生让我转告你，做大事切忌优柔寡断。”
张学良接过信，点头道：“你回去告诉他，我会仔细考虑的。”
副官送走孙永浩，张学良开始读周赫煊的信，这封信足足厚达12页。
在这封长信里，周赫煊详细阐述了苏联国内的情况，又对比了双方的力量差距，同时列出各自的优点和隐患。
最后，周赫煊给张学良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事情还有缓和余地，马上释放被捕的苏联人员，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中东路企业进行和平谈判。以苏联国内的情况来看，对方也是不想打仗的，拿出诚意必然谈判成功。
第二，如果不愿谈判。那么务必行动迅速，争取在苏联援军抵达前，就把战事给稳定下来，不可一拖再拖，给敌人可趁之机。只要掌握了战场主动，把守有利地形，苏联绝对拖不起。因为苏联缺钱打仗，并且要防备欧洲，加上远东路途遥远，苏联无法长期维持大军消耗。届时对方自然会妥协，一切都可以在休战谈判桌上解决。
历史上，张学良武力收回中东路，却完全没准备后手。
前线要求增兵，张学良却不愿跟苏联开战，以没钱为借口拒绝出兵。直到苏联的“特别远东军”都集结完毕，并且开赴到东北了，他才发现不打不行，慌慌张张地发布对苏作战动员令，结果白白失去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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