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梅贻琦是清华校长，他手里有庚子学款！
你没听错，清华庚款还没用完——直到周赫煊穿越那会儿，台湾清华大学每年还能收到庚款支票。
梅贻琦摇头道：“每年清华庚款的定额有限，还要支付学生的留美经费，我是不敢轻易动用的。而且，给老师涨工资，那得教育部说了算，我不能擅自做主。”
费孝通出主意道：“涨工资你做不了主，可以给老师们发补贴啊。”
朱自清说：“对，补贴酌情而定。有在其他学校兼职讲学的，少发或不发，一心一意在联大教书的可多发。有其他收入的教授可少发，只有工资收入的教授可多发。特别是理工科的教授，他们的日子确实难过。”
梅贻琦皱眉道：“我再考虑考虑。”
像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这样的文人，其实日子还过得挺不错。他们除了当老师领薪水，还有各种稿费和版税，家底儿是比较厚的，支撑1939年的物价绰绰有余，甚至还能隔三差五去下馆子喝小酒。
真正穷的是黄子卿那种理工科教授，虽然他出身士绅之家，但口袋里真没几个闲钱。
如今黄子卿已经测算出水的温标，属于国际科学界大拿，随随便便在国外找份工作都能过得很滋润。但他却选择回清华任教，并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电化学研究的实验设备，以前攒的钱全帖进去了。
从北平前往长沙，再辗转来到昆明。黄子卿拖家带口的，除了工资没别的收入，有时候还要自己贴钱做实验，所以穷得连香烟都舍不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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