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孔彦缙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因为这样一来，朱瞻基等于是将他的掣肘彻底清理出去，今后的长子长孙一系，只要没有绝嗣之忧，其他各个分支就没有了插手孔府的机会。
但是偌大的孔家一下子四分五裂，除了主支，其他各个分支以后就只能当普通百姓了，他们想要免税，也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们也开始考取功名。
当然，在未来会取消所有人的特权，每个人都要纳税，这一步朱瞻基还没有急着走。
以后，所有人的特权都会取消，包括皇族，宗室。
但是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现在，主要精力还是先放在禁止金银流通方面来。
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朱瞻基接见了从林州返回的几个内侍，他们带来了刘万的书信。
看到刘万的书信，朱瞻基对他越发满意了。
从这件事上，刘万能够想到他现在针对宗族的一些计划，说明他是个有脑子的。
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是确实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案子，这是宗族法度与朝廷法度一次碰撞。
虽然这个案子发生在朱棣刚登基的时候，但是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这件事并没有过时。
如今的朝廷对天下的管理，基本上只是到县一级，基本上，到了乡里，就是实行的村民自治。
朱元璋时期，大明乡间成立了无数的乡老会，这些乡老大部分都是由族长，解甲归田的老兵们组成的。
他们拥有议事，处事的权力，甚至可以见官不拜。
乡老的权力大小，基本上与本人的威望有关，他们在处理许多事务的时候，大都以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当地的习俗为依据。
这种处事方法的确有环节民间矛盾的作用，成为朝廷法度的有效补充。
但是，这中间当然也有许多碰撞和矛盾。
而且许多族长也因此作威作福，成为地方一害。
这个时候，朝廷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处理方案，即便是有了冤案，错案，也无法进行修正。
皇权下乡，对如今的生产力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朝廷如果想要让皇权下乡，耗费的成本绝对会大的惊人，而且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就是朝廷的官员不足。如果想要增加管事的官员，不是翻倍，甚至要增加好几倍的低级官员。
其次，民智开发不够，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识字，一辈子没有出过县，能有什么见识？
想要让他们接受朝廷的这一套，花费的精力就大的惊人。
所以，皇权下乡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不仅仅是成本问题，更涉及到了教育问题。
但是，通过这件案子，朱瞻基虽然没有看到改变这一切的契机，但是最少能制定一份约束宗族势力的律法，将一切法制化，而不是依靠人情化。
宗族势力的历史悠久，远超国家的存在。在隋唐以前，宗族势力的优先还要大于皇权。官员想要当官，依靠的都不是科举，而是举荐。
隋朝因为要改革，隋炀帝步子太大，扯到蛋了，直接被赶下台，还成就了千古恶名。
唐代武则天时期，宗族势力才真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那以后，科举成为了官场的主要晋升渠道。
而宗族势力在那以后，也逐渐被规范化，制度化。
宋代的范仲淹首创义田。
当时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生活日益富足，但他十分节俭，而且还把钱花在他认为最重要的地方。他省下一些钱财，来兴办义庄。
范仲淹和他的哥哥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他们把这些田地捐赠给自己的宗族，并且订立了十三条规矩，这样一来，就算是本族的穷苦人家，也能够生存下去。
从那以后，不仅仅有义田，还有了义学。有族中有钱的人捐出来的天地出产，可以供贫苦子弟就学。
除了义田、义学之外，甚至还有义冢，用来埋葬本宗族的穷苦之人，不至于死后连丧事都办不起。
这种义田的发展，让宗族势力重新又膨胀了起来，宗族势力成为朝廷管理的衍伸和补充。
不过这个时代，宗族势力并没有断人生死的权力。就连朝廷要报死刑，最少要布政司以上级别才能定刑，京城还要上报到大理寺和刑部。
所以刘氏族长将毛氏沉猪笼是完全违法的，也就是偏远地区，才能有这样的事。
真正的族长可以断人生死，那是几百年后雍正时期才有的制度。
雍正时期，曾经要求各省推行保甲法。
保甲法要求每个宗族中挑选一人担任族正，也就是实际管理宗族事务的人士，第二年又制定了一条规章制度——“恶人为尊长族长致死免抵”。
也就是说，族中的族长、尊长可以杀死本族中的坏人而不用负担“法律责任”，不用以死来赔偿。这就给予了族长极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宗族的权力得到迅速的膨胀。
所以沉猪笼这样的事在清朝很多，在明朝却很少有。
朱瞻基并没有急着回信，今日是端午节，大臣们要过节，他也要过节。
今日他就请了自闭后宫的张贵妃出来，在宫中大肆庆贺一番。一帮小孩子最喜欢过节了，因为过节，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意地玩。
刘万既然说了会在林州等候一些时日，也不晚了一天两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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