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经没想到这个余震瀚的胆子这么大，竟然敢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要传出去，就算是他没有投降郑氏，满清朝廷也不会饶了他。
好家伙，满清拼死拼活打下的花花世界在享受了几天，竟然还想着让满洲老爷交税，老爷先砍了你这反骨崽的脑袋。
不过郑经还挺佩服这个中年人的勇气，不由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问道：“你是海康知县余震瀚？”
“正是老夫！”
“别那么端着，不累吗？你想过没有，你这番话传出去会是什么后果？”
“说这话的时候，老夫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不考虑你的家人吗？”
“老夫家贫，也没有家族拖累，就一老妻与二子一女，如今都在家乡务农，老夫这个官也没给他们带去什么好处。”
郑经没想到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不为家人牟利的官员，他有些疑惑地问道：“这不可能吧，就算你家种地，你当官之后，官府也不会到你家征收赋役，你的家人还是享受了你做官的莫大好处。”
“若是延平王真的能够保证施政的公平，地方官吏不肆意盘剥百姓，老夫家里就只有那十几亩薄田，不要这点儿优待又有何妨。”
“说的好！这个制度不是寡人一人能够维护的，需要千万人一起努力才能维护，任何制度都需要监督，而且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那些所谓的祖制不能改变，都是扯澹之事。
与时俱进才是社会发展的真谛，一条国策的制定不能是朝堂上一拍脑袋就制定出来，完全不考虑地方上是否适合。
因此一项国策的推行必须建立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才能将这项国策推广开来。在执行的过程中，更要注意的是政策的执行力度，不然再好的政策也会被贪官污吏弄成害民之政。”
郑经的话让在场的三个满清官员陷入沉思，就连陪同的冯锡范与洪磊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延平王这番话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政策与监督。
“延平王！您的意思是说国家不但要有强力的执行部门，还要有强力的监督部门，两套部门互不统属，可是这些监督部门不会演变成明朝的言官吗？”
“余先生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监督部门必须要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风闻言事必须彻底杜绝，任何诬告者，都必须反坐。
同时各个级别的监督者必须负起监督责任，比如一地官员被上一级发现贪腐行为，而同一级监督的官员将会视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最轻也是监督不力的处罚。”
“这是应该的，既然端了这碗饭，就该负到责任，不过也要给监督的官员相应的权力，不然监督部门如何掌握官员违法的证据。”
“相应的权力必须要给，地方官府的每一笔收支都要在监督部门的监督之下，只要认真审核就不难找到贪腐者的漏洞，何况就目前这些地方官，贪腐的手段如此低级，那更是一查一个准。”
“监督部门没有抓捕之权，对地方官并不能形成震慑，就算是掌握证据，在证据的传递过程中，也有可能会莫名其妙的遗失。
地方上盘根错节，根本不是一个外来的官员凭借朝廷的威严就能震慑的，他们最多只会阳奉阴违，事情做得更隐蔽一些而已。”
这余震瀚是豁出去了，把自己这些年为官的经验，以及受到的地方掣肘全部抖落出来了，让一旁的吴胜藻与宋瀚听得瑟瑟发抖。
“这就是寡人要打掉士绅把持乡村的权力，皇权不下乡这种事必须杜绝！”
“打掉士绅一样没有用，士绅有稳定的收入，顶多只是吃一些百姓投献的土地，用身份换取收益，真正垄断乡村的是宗族。
族长的话比皇帝的圣旨更管用，每一个乡村基本都是一个宗族的社会，尤其是一些古老的乡村，那更是多少年的坐地老户。
这些宗族通过与邻村的联姻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村内的普通百姓压榨，对外对抗官府，甚至还建起寨墙、碉楼与官府对抗。
广东一地每年因为土客村庄争水发生的械斗不计其数，都是宗族之间互相争斗，就是官府都只能在中间和稀泥。”
郑经知道余震瀚讲的是实话，广东历史上大的战乱没有多少，所以人口繁衍速度很快，加之山多地少，又有不少北方的汉人衣冠南渡在广东扎根。
这些北方汉人就当地的百姓称作客家人，而广东本地人又被客家人称作土人，两方的争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户与新来户的争斗。
换了别人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郑经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百姓之所以依赖宗族，是因为离开宗族之后很难生存。
若是百姓发现不依靠宗族也能活的很好，谁还会在乎宗族族长的话，琼州府的那些苗黎山寨就是一个例子。
年轻人在工厂里找到收入稳定的工作，过上了比在山寨里好几倍的生活，谁若是让他们回到山寨继续被寨主剥削，他们会跟谁拼命。
广东也是如此，解决宗族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业化转移农业人口，同时通过移民将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南洋。
“土客矛盾也好、宗族问题也罢，究其原因还是百姓的生存资源太少，离开宗族的互助，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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